最近一天上午10时25分，32岁的黄瑞（化名）神色紧张地来到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附近的一栋小楼外，这里是举报中心。看到大厅内站有别的市民，黄瑞犹豫了好半天才抬脚迈入举报中心。检察官将黄瑞带到大厅旁一间小屋内。小屋只有6平方米左右，中间有一堵玻璃墙将房间隔开。此刻，房间内只有黄瑞和检察官2人。检察官一番劝导后，黄瑞彻底放心，完整地叙述出他住所地一审批机关违法审批的事实情况，并出示相关证据。（6月24日《重庆晚报》）

　　像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这样在院内设置举报“密谈室”，隔绝开举报人、接访检察官之外的人群，固然可以一定程度地打消举报人的担忧，但是一间“密谈室”的设置显然难以担当确保举报人安全任务之重，因为只要举报材料进门，众多办案人员参与举报材料的核实与案件的调查处理，就难以完全避免举报材料与举报人资料泄密出现的可能，被举报人就有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到有关举报人的情况，举报人的安全与权利就难以获得切实维护与坚实保障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通过网络举报更于保障举报人安全与权利有利，因为通过网络进行举报，不要说是无关人等，即便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也难以获知举报人的真实信息，因而也就能够完全避免举报人资料泄密现象的出现，从而能让举报人更为放心、大胆地对职务犯罪与腐败行为进行举报。有关网络举报的受理、询问与反馈等流程均在网上进行，即便是办案检察官也难以窥视举报人的“真实面目”，这样一来网络无疑就为举报人设置了一道无形的天然保护屏障，既不妨碍对于职务犯罪与腐败行为的举报与处理，又可以实现最大限度地保障举报人的安全与权益，这样的“网络密室”显然比单纯在检察机关院内设置一间“密谈室”更利于举报人安全保护，更能鼓励公民对职务犯罪行为与腐败现象进行举报。

　　公民的举报热情是与举报行为的安全系数成正比的，而举报人的安全系数很大程度上又与其“隐身”程度成正比，也就是说，举报人的“隐身”程度越高，公众就越加敢于进行举报，所以激发公众的举报热情，需要最大限度地为公民构建可以“隐身”举报的平台。而在当前技术条件下，开通网络举报无疑是尽可能使公民“隐身”举报愿望得以实现的最佳途径之一，所以各级各地检察机关都应将广开网络举报大门作为打造“密室举报”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将打造“密室举报”的制度举措向着开辟网络举报的方向拓展与延伸。

　　随着互联网事业的发展，与我国向着信息化时代的不断迈进，各级各地检察机关显然应当与时俱进，不断开辟鼓励公民积极举报的新渠道，构建有利于举报人安全与权益保障的新型举报平台。当前已有部分地方检察机关正在尝试建设网络举报平台，但是网络举报形式显然还应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，以能不断地为公民举报创造越来越安全的条件，促进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进展、走向深入。